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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自问世以来，版本众多，但究其底本，不过殿本、浙本争胜而已。 过去常以为浙本翻刻殿本，但近二十年来，不断有学者质疑成说，以为浙本乃《总目》首刻，殿本转为晚出矣。 公众号自本期开始，拟以专题形式，连续推送关于《总目》刊刻时间及各本优劣的重要论著，以飨读者。 王重民，字有三，号冷庐，河北高阳县人，生于1903年。曾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、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等职，是现代著名的文献学、敦煌学、图书馆学学者。著有《中国目录学史论丛》、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、《敦煌遗书总目索引》等。王氏《论〈四库全书总目〉》一文是较早地全面阐述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纂修背景、过程及其内容、影响的著作，此处节选其第二节。该节将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纂修过程分为三个阶段，认为《总目》初稿成于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），殿本刊成于五十八年冬（1793），次年浙江官绅据文澜阁所藏殿本翻刻，乾隆六十年（1795）刻成，是为浙本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200卷，凡著录图书10231种171003卷(内《四库全书》著录3448种78726卷；《存目》著录6783种92241卷）。自乾隆38年5月(1773年7月)四库全书馆决定纂修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和《存目》，46年2月16日(1781年3月9日）初稿完成， 又经过了长时期的修改、补充，大约于乾隆58年(1793年)才由武英殿刊版印行。参加纂修工作的前后不少于30位著名的学者和目录学家，整整经过了二十年方才完成，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时期最后最巨大的一部官修目录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所著录的3448种书籍都是经过删削、改窜、重编、清洗之后才编入《四库全书》之内的，《存目》著录的6783种都是经过审查认为无碍(其中也有一小部分进步书籍遭到了严厉的指斥)，而发回原藏书家的，还有3000多种所谓“禁书”遭到了暗杀，都被摈斥在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著录之外。这三大工作——挑选、改窜、清洗和重抄《四库全书》，审查、清洗和发还《存目》著录的书，暗杀禁书，就是乾隆指令四库全书馆所作的主要工作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纂修是和这三大工作互相照应，一脉相通的，也就是把这三大工作的政治目的和任务完全贯彻到《总目》里面去，以便通过目录学的揭露图书、宣传图书的作用，为乾隆的这一最反动的文化教育政策服务的。

四库全书馆的全部纂修工作可分为三个阶段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纂修过程完全是和这三个纂修阶段相适应的。1772年2月7日下“稽古右文”采访遗书的诏谕，到1782年1月19日《四库全书》第一份办成为第一阶段。在这一阶段内，首先从《永乐大典》校辑出了将近400种的宋元古佚书，其次，从全国范围内采访的遗书，到1774年8—9月间，已经集书一万多种，正在这时候，乾隆发现“如许遗书，竟无一违碍字迹”，没有达到他办书的目的，他恼怒的说“朕办事光明正大”，痛斥了担任采进遗书的地方大吏，于是决定要将“抵触本朝之语， 及此一番查办，尽行销毁，杜遏邪言，以正人心而厚风俗，断不能置之不办”。从此，在采访遗书名义的掩护下，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查办禁书的反动工作。到1782年第一份《四库全书》完成的稍后，这一反动工作才以达到第一次高潮而暂作结束。

在第一阶段开始的时候，也就是还没有开始查办禁书的时候，四库全书馆里“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分校官”们和“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”们，都能比较自由的使用他们所专长的汉学知识和校勘方法，很努力的而且没有什么顾忌的(那时候，查禁书的工作只有极少数人知道)校阅图书的内容，编写提要。他们的观点，不论是自觉或不自觉的为封建地主统治阶级服务，但都能运用我国传统的编写提要的方法，记载图书的物资条件(如卷数及版本、文字异同等等)，揭露图书的内容。如现在留传下来的邵晋涵、翁方纲、姚鼐以及戴震、周永年、任大椿等所拟的提要稿都相当丰富，但他们在馆工作的时间都不很久，而且权据他们所拟的原稿看来，一书有时不止由一人拟稿，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多只是部分的采用他们所拟的意见。这一方面说明，《总目提要》是由纪昀、陆锡熊在他们的“总目校勘官”帮助之下，作了很大的综合、笔削和补充工作(以后的政治思想加工工作算在下一阶段内)；另一方面也在一定限度内发挥了纂修官们各个人的专长和积极作用。李慈铭说“经部属之戴东原，史部属之邵南江，子部属之周书仓”，纯是想像的虚构，是不合乎当时的工作组织和分工办法的。正由于四库全书馆初期发挥了纂修官们积极作用，对于从《永乐大典》内辑出的佚书和从各省采进的遗书，大约一万余种很快就都拟就了提要的初稿。所以自从1775年以后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就进人了综合、平衡、修改和分类排比等工作。于敏中在乾隆40年8月9日(1775年9月3日)致陆锡熊的信中说:“进呈书目提要，此时自以叙时代为正，且俟办《总目》时，再分细类批阅，似较顺眼。”可见1775年以前仅是由各纂修官们所拟的单篇提要初稿，还没有分细类。但与此同时， 四库全书馆加紧了查办禁书的工作，编纂提要的人也就更多的注意了这一方面的问题，加紧了学术上的不自由。也是在同一封信中，于敏中指示编纂官们说: “恭释圣训，便可得办理之道也。”就是在这种先是很活跃，越往后越受约束的环境中，终于在1781年完成了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初稿。

1782一1787年为第二阶段。 在这一阶段内四库全书馆的工作，是（1）完成《四库全书》北四阁的缮写并赶办南三份。 (2）赶办出大批官书，如《大清一统志》、《开国方略》、《满洲源流考》、《宗室王公表传》和清三通等，为的及时编入《四库全书》以表扬大清皇家的“盛治”。 (3)乾隆时常从《四库全书》内提出一些抄写的错字，或者违碍语句，目的是督促四库全书馆工作人员的警惕，把抄写工作，尤其是检查禁书的工作作好。 所以这五年之内，多是被这样的一些琐碎的事务工作所占去。 至于对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删改，也应当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。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在1781年间编成初稿以后，没敢拿出公布，只把《简明目录》抄了四份，送交北四阁使用。 这是由于有一些正在赶修的官书虽说预拟了提要的初稿，但全书未修成，无法做为定稿使用。 又《四库全书》内还不敢保证没有违碍的地方，《总目》的评论有些地方未必恰当，对于应该指斥的没有贬，对于应该表扬的没有褒，就不能发挥目录的作用而达到乾隆的目的。 所以这五年之内，应该是纪昀专心致志对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做整齐划一工作的时期，进一步充实了它的内容，提高了反动的政治思想，所以在第二阶段结束的时候，在1787一1788年间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就有抄本流传出来。 1787—1793年是第三阶段。 在办完南三阁的三份书后，四库全书馆逐渐结束、逐渐散馆，留下来的除了纪昀等一小部分人员以外，都转到编官书的岗位上去，所以这一时期内的主要工作，是:(1)将已修成的官书送入七阁，并继续校改错误。 另外，还赶办了一些，如《八旗通志》、《南巡盛典》、《万寿盛典》等，都是宣传清朝和乾隆个人的官书，冀在《四库全书》内占更大的比重，起更多的政治教育作用。 (2)乾隆继续发见《四库全书》内一些在编纂或抄写上的错误，尤其使他震惊发怒的是1787年4一5月间，看到了李清的《诸史同异录》内，有说的崇祯和清世祖相同的四事，认为那是有意骂他的祖宗，因而疑猜《四库全书》内类似这样骂他祖宗的地方一定还有不少，遂决定进一步检查《四库全书》的内容，以审阅误字为名，发动了在热河和在北京的满朝文官，把北四阁清洗了一过。 清洗的目的，自然不是错字而是所谓违碍语句，这一工作道到1790年才完成。 (3)与清洗《四库全书》的内容同时，乘着1788年安徽巡抚陈用敷对查缴应禁文书展限一年的奏请，又加紧在全国范围内搜查禁书的运动。 在这一阶段内，四库全书馆留下的工作人员和被发功的满朝文官，都是在忙着审阅七阁《四库全书》的差误和违碍字句，编纂官书，搜查禁书。 尤其是纪昀本人，曾经几次的被罚赔写和审阅错误，对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修改好像放松了，但从实际情况上证明并没有放松，而且是有很多的修改和提高，终于由武英殿刊版发行。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在这一时期内的修改与提高，主要表现在:(1)大批的官书都完成了，由于乾隆长时期的教养与训练，馆臣们给官书都重写了提要，这些提要的逻辑性、艺术性及其反动的封建的思想内容比过去有很大的提高，使目录学达到了为乾隆的反动的文化教育政策服务的目的。 (2)当纪昀被罚校阅《四库全书》错误的时候， 他奏请认勘“明季国初史部、集部、子部及小观杂记等书”，那都是乾隆认为有问题、最不放心的书籍，有机会由纪昀统阅一过，不但改正了其中违碍的地方， 还借此修正了这些书的提要。 这些，都应该看作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在政治思想加工工作中最重要的地方。 从此以后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才达到了准备出版的阶段。

根据《办理四库全书档案》，1778年（此处应为1787年，原文误——编者）的4一5月间，正要把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付刻的时候，李清的问题被发现了，遂暂缓办理。1790年以后，赶办的官书次第完成了，官书的提要改写了；尤其是纪昀把明清之间的史、子、集三部书的提要重新修改过了，才决定由武英殿刊版的。刊成的日期约在1793年冬季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武英殿刻本首先发到南北七阁贮藏使用。1794年浙江在地方官(谢启昆、秦瀛、阮元)和士绅(沈青、鲍士恭)的合作下，将《四库提要》依据文澜阁所藏的殿刊本翻刻，1795年刻成，从此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更广泛的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开来。在此以前，有1785年赵怀玉刻的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二十卷和1793年胡虔刻的《四库全书附存目录》十卷，有了这两部目录，虽说《总目》和《存目》著录的书都有了，但还没有提要。1793年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由武英殿刊版，1795年在浙江翻刻，是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向全国范围传播的最初，也是最重要的时期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200卷，卷端有《圣谕》一卷，《凡例》二十则，表面地， 但是概括地表达了乾隆的修书意旨和所运用的目录学方法、理论和经验。全部目录凡分经、史、于、集四部，部有大序，统分4 类，类有小序。其中一些比较复杂的类更细分子目，即第三位类，共有子目67个。凡类目、子目内所著录的图书，在斟酌古今和图书内容归类时有需要说明的地方，则另加“案语”；有些案语在具体分类问题上提出了很可宝贵的意见。《凡例》二十则的第十则就是说明这些问题的。它说:“四部之前各冠以总序，撮述其源流正变，以挈纲领。四十三类(按当作四十四类)之首亦各冠以小序，详述其分并改隶，以析条目。如其义有未尽，例有未该，则或于子目之末，或于本条之下，附注案语，以明通变之由。”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、《存目》著录的10231种图书，在第二和第三阶段内作了一些抽毁和增补。赵怀玉刻的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代表1782年《四库全书》所著录的图书，据周中孚的统计，《总目》有而《简明目录》无者23种，那23种就是在1782一1793年间增入《四库全书》的；又有《简明目录》有而《总目》 无者9种，那9种就是1782一1793年间从《四库全书》内抽出的。胡虔刻的《四库全书附存目录》代表1788年以前《存目》所著录的图书，也根据周中孚的统计，《总目》有而胡刻无者9种，胡刻有而《总目》无者32种，那都是1788一1793年间对《存目》增入和抽出的数目。可见在第二、第三阶段内，对于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的修改，虽说主要是放在提要的政治思想内容方面，但乾隆坚持他的反动政治目的，凡有可以表扬清王朝或他个人事迹的地方就要纂修官书， 修好了就要编入《四库全书》；凡发见与他思想抵触的书就要从《四库全书》内抽毁，抽毁了就必用他书来补空，这就是上述三种目录中著录不同的原因。

在第二、第三阶段内对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所作的政治思想加工和文字加工工作，又造成提要文字有了许多不同，这一问题是在近几十年内才由北京的学者们(以陈垣同志为首)拿库本提要和《总目》相此较而发见出来的。这样，若能就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的原文，再拿第二、三阶段的加工时的修改(库本提要) 作比较，对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阶级性，就更能认识清楚，更能揭发封建地主统治阶级，尤其是乾隆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反动本质。

在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纂修过程中，虽说在乾隆亲自监督下，也还有不少疏忽，甚而是违反乾隆的政治目的的地方。如在1773一1775年间赶办提要初稿的时候，凡是《永乐大典》中的辑本和预拟纂修的官书，其书名卷数多是预拟，后来校成定本，纂成新编，往往重写提要，另定书名，卷数亦有改并，但在《总目》改用新写提要时，书名卷数往往不改。其中很有一些很重要的提要，如在本文第三段内所指出的《资治通鉴纲目续编》及《东维子集》等。《总目》竟未改换，这些，都是编纂手续上很大的疏忽和错误，《总目》与库本提要不同的原因，就是这样造成的。

出自｜王重民：《论〈四库全书总目〉》，《北京大学学报》（人文科学版）1964年第2期。